我刚上小学的一个周末，天刚亮，母亲就带着我走了五里村道，来到镇上。露水打湿了我们母子的裤腿，幸好太阳已经从门槛山后露出了光芒，母亲说很快我们的裤腿就可以被晒干。这一点点小麻烦，不能影响我的兴奋，因为我们此次要破天荒地乘坐班车进城，去见已经十多天没见到的小姐姐。而以往我们每次来去城里都是靠艰难的步行，傍晚归来时，总是被南风吹得灰头土脸，走得筋疲力尽，疲沓嘴歪。

此行的目的，是去“专医院”接小姐姐，她手疼，已经于一周前去做了手术，由城里的舅舅们照顾着她。

坐在班车上，看着一排排、一棵棵树木快速地向车后倒去，看着路旁的一块块农田不停地改变着形状，然后被我们的班车一一抛却。我将脸紧紧贴在玻窗上，感受着这些新奇，对小姐姐的想念，早已从大脑里替换得干干净净。

我的好心情，在见到小姐姐时被彻底的终止了。她吊着一只手，手肿得好大，而她的脸却消瘦了许多。两个舅舅和舅妈们告诉母亲，小姐姐的手患的是骨髓炎，手术无效，得送到省城的大医院重新手术。

母亲一下委顿了起来，舅舅们有些手足无措。

许久，母亲拉起姐姐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回去。”

我看见了她眼中的泪光。坐班车来的喜悦早就荡然无存。

我们走在县城最繁华的“大巷口”，有车来人往，有高音喇叭正播放着歌曲。我无心留意，紧紧跟在母亲和小姐姐的身后。

母亲没有带我们去班车站，而是找人四处打听一个叫“王吉生”的人。走了好几条街，我们最后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小巷，母亲在一处矮房檐下的小门外停了下来。

她轻轻敲着小门，连敲了好几遍，里面传出了一声衰弱的问询声。

母亲毕恭毕敬的喊了一声：“大爹，是我。我是荣年。”

衰老的声音发出了邀请。

我们勾着头，蹑手蹑脚探进了小门。

小屋没有窗户，光线很暗，只有一匹蒙了土尘的亮瓦透进一点光亮，我们适应了一会，才发现一个很老很老的老人躺在一架小木床上。

他指指旁边的一个小木桌。母亲神会地摸到了一匣火柴，点亮了小桌上的煤油灯。

屋里一下亮了许多。母亲找来一根条凳，我们母子三人一同坐下。然后，母亲让我们叫僵卧在床的老人“大公”。

我这才发现，他奇瘦无比，眼睛深陷，头发花白，胡须比头发白，也比头发要长一些。

我心里有些害怕。

母亲惶恐地而关切地问道：“大爹，你这是怎么啦？”

老人说：“他们把我赶出来大半年了，让我住在这里，扫大街。”

我不明白“他们”是谁，但是母亲肯定知道。可是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幽幽地轻叹了一声。

母亲又问：“您生病了？”

老人说：“前些天，他们拉我去批斗。我从高凳子上摔下来，腿摔断了。”

我注意到了他的一条腿上着夹板，缠着绷带，平放在床上，没有盖被子。

母亲又沉重地叹了一声气。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也不知道这位从没见过面的“大公”是怎么了。

老人看见小姐姐吊着的手，抬抬下巴，算是向母亲询问。

母亲突然站起来哭泣着说：“大爹，求您搭救我女儿！她得了骨髓炎了。”

老人叫小姐姐去到他的面前，他捏了捏小姐姐的手，问了一些情况。

小姐姐却疼得哭了起来。

老人问：“开了刀？”

母亲点点头。

他说：“他们治不好。”

母亲又点点头。

他费力地侧着身子从枕头下摸出五分钱，递给我说：“你去巷巷口看看，那里有一个老婆婆在卖炒瓜子，你叫她撮五分钱的瓜子给你。”又给了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等我买回来一信封瓜子，他又叫母亲去小巷一处堆着一些废砖瓦的角落里，从一个破瓷盆里扯来一株“地松毛”。他将小药苗拿在手里，看了看，露出了一丝笑容，我感觉到了他的笑容里夹杂有慈爱与欣慰。

他告知了母亲药物的使用方法，就叫我们快走。还叫我将装着瓜子的牛皮纸信封带上。

母亲要为他做饭，他拒绝了，说：“一会，他们要给我送饭。”此处，他说的“他们”是指自己的儿女。

返回的时候，我们没有坐班车。母亲带着我们要走着回去，她要将车费节省下来。三十多里路，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

路上，我们又在水沟边找到了一大捧“地松毛”，母亲按老人教给的方法给小姐姐敷上了一些。她不时递给我和小姐姐一人一颗水果糖，这是给我们克服困难的奖励。那一信封瓜子也成了我们行路的犒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