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份，全国第九届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发展论坛在宁夏银川市举办。很有幸，我与我的工作室成员在大会上进行了一个对话式交流，题目叫“走过‘缺氧地带’，推行八字方针”。

去年年底，我的“公办工作室”的第一批学员按期结业，第二批工作室成员如约到来。

如果说“走过‘缺氧地带’，推行八字方针”是我工作室经历的第一段路程的话，那接受第二批工作室成员后的这一年里，我们的工作可以叫“踏上攻关征程，提高研究水平”。

下面，我与我的两位成员康杰和孙梦春向大家汇报和交流我们在新的征程中试图攻克的我们专业发展中的两“关”——

 第一关是“课题研究”

说来惭愧，我当了半辈子老师与教研员，课题研究一直是我的短板。做过的两三个课题也是典型的“哑铃状”课题。

去年11月，自己有幸进入“宁夏塞上名师培训班”，在北师大进行集中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课题研究。专家们从课题问题的选取、题目的语言推敲、申报书的填写、文献资料的查阅、调查问卷的制定和统计分析、研究的开展到开题报告的撰写，几乎是从零开始对我们进行了理论讲解和实操指导。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当时，一份沉甸甸的感恩留存在心底。——当初自己以“替补队员”的身份上报“宁夏塞上名师培养对象”的区级评选，是市教育局两位局长在教育厅不断争取、教育局马学明老师向区教研室主任极力推荐，才有了名额之外的入选，这是自己专业成长中的一大幸事，工作室的导师更需要培训哪。

刚刚接受了系统的课题培训，正好遇到了第二批工作室成员的到来，于是“工作室启动式”完全变成了课题研究的动员会，我是有备而来，以《共做课题，推广日记》的专题讲座拉开了课题研究的序幕。

本次课题研究选题于自己关注和思考了近20年的学生日记的“纠偏”与推广问题。其核心内容是纠正很多成人对学生日记的过高要求和错误认识：第一，不要拿日记当作文去写，日记不全是有头有脸的完整文章，应该是有话可长，无话可短，长不限制字数，短到一段话，一句话，甚至是一个词。胡适曾有两篇仅两个字的日记——“打牌”，如果是学生写两个字的日记，我们问卷调查中有87%的老师选择了“生气和比较生气”，有的老师还坦言会撕掉的；但谁说两个字就不是日记，他同样具有生活的记录作用，多少年后胡适自己看到还是有价值。第二，日记有时就是流水账，流水账也是账，流水账容易记，语言不必精心推敲，可以不讲究布篇谋局，怎么方便就怎么写作，它如同生活速写画，不是工笔细描画，记日记的习惯是第一位，数量是第二位，质量是第三位。第三，要突破语文的学科视角看日记，科学、全面认识日记的作用和意义。经过几十年的琢磨和实践。我给小学生日记进行一个朴实而现实的定位——“日记是由学生自己书写并保存的 ‘成长记录袋’；是小孩子倾心相谈的‘聊天室’；是学生为自己书写的最有史料价值的‘个人自传’，有时也是一个家庭的历史记载；是将来他们的爱人、儿孙（包括自己）最感兴趣的绝版‘课外读物’；是学生日后作文时真实而丰富的‘素材储藏间’；有可能还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份特殊的贡献。”陕西省农民侯永禄，用50年的时间写了200多万字的日记，他用琐碎的日常生活，用居家度日的油盐柴米，记录和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对日记的认识得到了北师大课题导师楚红丽教授的极大兴趣，她激动地说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语文老师突破语文视角，对学生日记朴实、科学而别样的定位。

随后，楚教授精心推敲了课题名称，以《成人的认识与儿童的世界：小学生日记写作的成人认知与儿童理解的调查研究》为题立项研究。

第二批成员有幸成了这个课题的课题组成员。我们成员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文献资料的海量查阅”，主要由两位成员承担。

第二项工作是“问卷的内容筛选、发放问卷和结论分析”，这部分工作经历了两次四种问卷的调查。通过前期的资料调查采集，我们拟定了调查表。接着，各位成员分头行动，在不同学校，不同年级展开了抽样式调查，然后进行汇总与分析。

九月底，在工作室成员集体汇总和讨论的基础上撰写了阶段性研究报告上报北师大。

按照研究进程，半年前成员在自己的班里甚至学校开始了课题实验，推广日记，已经积累了很多学生的真情日记，按照课题成果预计，结题的时间，一本甚至几本学生真情日记的正式出版物要从我们成员的手中编出。

第二关：“小语教学”

一个老师的看家本领永远是课堂教学！我的“民办工作室”成员是特岗教师，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入道；我的“公办工作室成员”是县级骨干，我的要求是攻关，具体说是“走过小语教学三道坎”。

第一道坎：从“类语文课”到“真语文课”

2014年，全国小学语文青年教师教学观摩活动在桂林举办，我在取得一系列的支持后，带领工作室首批9名成员前去观摩。听课时我们大都分散落座，无法讨论，即使坐在一起也不能讨论，很多看法只能憋到饭桌上或回宾馆的路上一吐为快。

有一次，围绕《月光曲》等几节颇有争议的参赛课，工作室成员中引起了一场“语文课到底教什么”的激烈讨论，这个讨论竟然不经意地延伸到会议结束后游览桂林山水的轮船上。当时一位徒弟随口问我，像《月光曲》等这样的教学，到底算不算语文课。

我说，我给你们讲另一个参赛者的真实经历，你们就有答案了。

1995年，我代表宁夏参加全国首届小学语文青年教师阅读教学大赛，按照磨了好几遍的套路给学生动情地演绎完《再见了，亲人》一课，台下传来了两天来不多见的掌声，走下台来，穿行在走道间，有的老师说上得好，很感人；有的说还是男老师上课有激情。这掌声、这赞语逐渐打乱了自己从六盘山下一直怀揣到沈阳的那份乡村老师特有的矜持与自卑，竟然升腾起高攀一等奖的奢望。

第二天发奖仪式上，先宣布二等奖的名单，头一个叫到的就是我！最后小语会理事长崔峦老师评课时说：本次活动中，有相当比例的老师把思想性很强的课文上成了思想品德课，把记叙历史事件的课文上成了历史课，把介绍科普知识的说明文上成了科学课，这些课忽略了语文课对语言文字的学习、理解和积累，语文课是语言文字的习得课啊。

真是一语点醒糊涂人，之前我还暗暗得意，我是宁夏选拔赛的第一名，我怎么都能算是一个好语文老师，原来自己是一个门外汉哪。

回来的路上我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八年来我一直把语文课上成思品课、政治课，最后想清楚了，我师傅当年就是这样上语文课的。或许，我师傅也会说，孩子，你师爷过去也是这样上语文课的。

把语文课上成“类语文课”，主要是政治课、思品课，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顽疾，历史悠久，遍及全国。

其实，老师们这种会场外和课堂下的无人召集的自然围拢的不点自燃的讨论往往更加自由和率真，更有火花与价值。

观摩回来后，我汇聚大家在讨论中碰撞出的火花，受到启发，我几乎在一夜之间趁热做成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讲座，题目直接叫《语文课教什么，怎么教》，然后成果共享，这个讲座我在大场合讲，成员们在自己的学校或教研组小范围讲，我们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引领更多的年轻老师走过从“类语文课”到“真语文课”这道坎。

第二道坎：从“线状结构”到“块状结构” 

走进小语课堂，有很多阅读课是将课文按情节发展线索或文章内容思路设计成N个问题，一个接一个问出来，学生通过读课文一个接一个答出来，再做些感悟类的批注，然后“生1说，生2说，生7生8不断说”。如果把这N个问题画个圈，再连起来，就是一条折线，很像一排过河的搭石，老师踩着这些搭石把文章从开头走到了结尾，就完成了课文的学习。这样的阅读教学结构就是一种“线装结构”，这种结构“问题碎、学生烦，老师忙得不下线”。崔峦老师几年前发出呼吁：和内容分析式的阅读教学说再见。

课堂教学的结构应该是“块状结构”，把课堂设计成几个相对集中的学习板块或几个学习活动，减少老师的串问串讲，还给学生足够的学习时间让他们或读或写，或思或说。

第三道坎：从讲究形式到追求实效

小语教学中，我们有时肤浅地理解和形式化运用着一些本来很好的教学理念，如合作学习，课堂上往往是一种摆设和形式，个人能独立思考或完成的问题也布置小组合作，演绎了很多“四颗小脑袋凑在一起的自言自语或没话找话，甚至装腔作势”。

再如质疑问难，很多针对课文题目的质疑问难往往是学生为了配合老师设计的这个环节而在善意地明知故问。十几年前我上《草船借箭》一课，开始让学生看着题目提问题，照例，不断有学生举手——“老师，是谁草船借箭，向谁借箭，为什么借箭，借了多少”等等，然后我会说一句看似理念很先进、很有“课改范儿”的话：“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难问题共同走进课文，请把课本打到96页”。现在想来，只要学生读过一遍课文，“向谁借箭”——诸葛亮啊，课文中的男一号，还能不明确吗；“向谁借箭”——曹操啊，反一号，还能不知道；“为什么借箭”——文中有一句话写得明白如话“周瑜嫉妒诸葛亮”，都不用解释，学生都能明白，就是说男二号要给男一号挖个坑，想陷害他；“借了多少”——“十万支”，这三个字文中有的，学生肯定认识。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这样的针对课文题目的质疑问难，其实是一种形式，其结果，有的学生把预习时已经读明白的一部分内容临时换化成一个所谓的问题提出来，更多是给老师给个面子，撑个场子，多善解人意又善于应变的学生啊。

仔细琢磨和研究就会发现，不是“质疑问难”有错，也不是学生不会提问题，而是我们使用的节点不对头。针对题目的质疑问难应该是第一眼看到题目但对文章是零阅读的状态下，人就会有探究性质的疑问。比如《草船借箭》，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咦，还有草做的船呢，怎么还要去借箭，要打仗啊，到底是什么人打什么人呀，为什么要借箭”等等。如果我们用在预习后的正式上课时就滞后了，这个时间段的质疑问难应该是针对预习过的文章内容或语言理解提问题，这样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有含金量。

走过小学语文教学的三道坎，是我们的三条课堂教学标准。我是把自己二三十年“终于明白”的让我们工作室成员“早点明白”，让我们工作室成员首先做个“小语教学中的明白人”： “从‘类语文课’到‘真语文课’”让我们明白“语文课教什么”； “从‘线状结构”到‘块状结构’”和“从讲究形式到追求实效” 让我们工作室成员明白“语文课怎么教”。然后工作室成员通过辐射到更多的基层学校和更多的年轻老师。

回顾“过坎行动”，我们工作室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语文课教什么、怎么教》是精心准备的一个讲座，“教什么”有三个方面，“怎么教有六条”策略，这是我这个“土郎中”针对当前的语文课开出的几味药，上不了档次，但肯定治病。这个讲座里有正反七八个课例，让工作室成员们一听就能顿悟。

第二，很多老师习惯了内容分析式的语文教学，一旦和她说“再见”，就不知道和谁握手了，就有点不会教了，听了我的讲座后，工作室成员们从理念上基本明白了。但还是心存疑虑，确切说，成员们更需要实际课例。我曾有三篇亲自做课的教学设计，是对崔峦老师“和内容分析式的阅读教学说再见”的最好注解，设计平实又巧妙，实效性很强，每一环节附有非常详细的“设计意图”说明，其中一篇《跨越百年的美丽》教学设计被全国核心刊物《小学语文》杂志用4个版面进行刊登。我把电子稿的字号调到一号大，在大屏幕上全稿呈现，逐条解读，用实例告诉成员们什么是实效语文课；语文课怎样上成语言文字的综合运用课，怎样与“内容分析式的阅读教学说再见”，尤其文章最后有一段反思的话意味深长，让成员们从心灵深处理解了课堂教学的真谛。

这节课结束后，大家觉得整个教学非常朴实、扎实，老师讲得不多，学生收获很大，学得还比较主动。评课结束后，有一位很好学的年轻老师非常小心地问了我一句：“仇老师，这样上课扎实是扎实，学生收获也很大，但如果我们拿这样的教学去参赛，没有教师基本功的精彩展示和创新点，评委能认可吗？”

我说,这样的课评委能不能认可，就看的评委眼睛看向哪里——如果评委的眼睛是盯着老师，看他的精彩表演和所谓的“创新点”，那就玄了；如果评委的眼睛主要盯着学生，看他们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收获，那就有戏了。

见她一时不能完全理解，我还给她讲了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每到春节，我们总要提着一份礼物去走亲访友。这份礼物的准备常常因人而异：去给同事或朋友拜年，我们常常看重的是礼物的包装和自己的面子，至于是否实用，人们不大追究，即使明知对方不近烟酒，带着郎酒和“中华”走人家的也时常有之。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精美包装和泡沫填充。带着爱人和孩子去给父母和岳父母拜年，我们同样会走进商场精心挑选礼物，此时我们的大脑中几乎没有了包装和“面子”的概念，心中只想着老人最需要什么，喜欢吃什么，什么食物有营养，甚至哪些食品虽好，但老人的牙板已经咬不动了（在教学中这就是学情的了解啊）。即使是几个灰头土脸的咸鸭蛋，只要老人爱吃，一毛五一个的塑料袋就可以将其提回来，不计价格，不求排场。

于是成员们释然：心中装着谁，实诚就给谁；课，是上给学生的，学生的收获才是课堂的灵魂！

第三，我把自己的主题讲座和课例解读叫“纸上谈兵”，接下来就是旷日持久的“实地演练”。

有时，我亲上讲台，为学员和更多的观摩老师进行示范教学，有时带着我的第一期学员——师姐为大家做课示范。更多的是借磨课、送课和观课来历练我们

不论是 “推广日记的课题研究”还是“走过语文教学三道坎”，其核心目的是培养工作室成员的科研意识，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加快他们的专业成长步伐。一年来的工作仅仅是个开始，其实我们心里明白——

研究永远在路上！